《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

走进马克思深邃的思想世界
 

　　纵观《共产党宣言》自问世以来的170年的人类历史，现实生活中的很多重大变革与进步都与它息息相关。马克思主义理论始终闪耀着穿越时空的真理光芒。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我们学习他的理论，了解他的思想，追随他的脚步。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聂锦芳在一场名为“理解马克思并不容易！走进马克思复杂的思想世界”的精彩讲座中，依托《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十二卷本）》的研究成果，给我们带来更多思想的交流和碰撞，带我们走进马克思深邃的思想世界，思考如何在马克思开创的理论道路上前进。

　　马克思研究的薪火接力

　　《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十二卷本）》是由聂锦芳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也是由其领衔的团队在多年追踪世界学术前沿、广泛搜集文献资料和悉心解读内容基础上推出的重要成果。

　　聂锦芳在攻读博士学位时，专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导师是庄福龄教授。他与黄枬森教授等筚路蓝缕，在中国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创办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最重要的学术贡献是团结全国50多位同行编写了8卷本、410万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这被后来人看做是这一学科的里程碑。在聂锦芳看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学术视野、研究方式、解释框架乃至思想体系。事实上，同样耕耘在这一块领地，当时一批五十年代出生的中年学者，已经与老一辈学者显示出风格和思路上的不同。“在我与两位老人以及与众多前辈的交往中，感到他们期待我们的，也并不是亦步亦趋的重复和模仿，而是在开拓新思路和获取新文献基础上的创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一味欣享8卷本的荣耀、再沿着以往的路数走下去，就显得太没有出息了。而且就我当时的看法，8卷本虽然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宏观基础，但在文献佐证、细节甄别、解释思路和框架设计等方面都有更进一步的很大空间。”

　　2000年5月5日，北京大学成立了国内高校中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中心”，并委托聂锦芳专门收集马克思各种版本的著述及其相关文献资料，这为他的研究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使他有了探索的具体方式和途径，并最终凝结成《清理与超越——重读马克思文本的意旨、基础和方法》一书。适逢学界展开“回到马克思”与“马克思的当代性”的争论，他也参与发表了一些看法，认为如果没有进入文本内部进行细致的解读和分析，所谓方法论云云实际上显得非常外在。于是，他便开始切实摸索文本个案的具体研究路径。

　　聂锦芳认为，马克思是一位特殊的思考者和写作者——他一生的写作历程长达五十余年，但成型、定稿的作品不到其全部著述的三分之一，留存下来的绝大部分是手稿、笔记、摘录和书信。对于一位思想丰富且产生了巨大历史影响的理论家来说，其观点和体系的博大内涵并不完全体现在那些表述明确的论断中，而是深藏于对这些论断的探索和论证过程中；就马克思而言，情况尤其如此。于是聂锦芳下定决心，选择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作为个案展开深入研究，盯紧细节不放，用了大约6年时间悉心进行辨析和探究，几乎穷尽了这部著述所可能涉及的所有疑难问题，到2012年推出73万字的《批判与建构：〈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学研究》。至此，他终于决定正式启动《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十二卷本）》这套丛书。

　　从原始文本、文献出发解读马克思

　　假如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那么，马克思本人哲学思想的起点何在？聂锦芳研究发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版第4部分第1卷刊出的文献提供了答案。他通过对马克思题名为《伊壁鸠鲁哲学》的7册笔记进行分析，无论是对表征伊壁鸠鲁思想的文献选择、理论源流的追溯，还是对其思想中的“准则学”和“主要原理”的概括，乃至对“原子论”哲学由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换逻辑的探究，以及对“原子”的抽象性质与古代原子论的思维特征的揭示，都反映了处于哲学思想起点上的马克思已经具有了相当的水准。“这就要求我们也必须以此为基础来估量他之后哲学思想的发展，而不能再出现低于起点、起点之前乃至偏离起点的理解、诠释和发挥等情况了。”

　　聂锦芳更进一步提出，“马克思哲学起始点的状况是他最终所达到的思想高度的基准线。”作为早期作品的《伊壁鸠鲁哲学》不仅仅是摘抄，而且是马克思当时一些朦胧而朴素的想法乃至不无矛盾的思绪的记录。这是一幅复杂的思想图景，涉及诸多重大而永恒的哲学问题，不管他当时的思考是否有明确的答案，或者与后来思想的发展有多么大的差别，但能进行这种思考本身，就体现出一定的哲学高度、境地和水平。

　　观照和思考世界必须有与对象相匹配的认识框架和能够透视本质的认识能力。古希腊次第出现的哲学流派和“哲人”序列的更迭，呈现出从实体性思维到实体的“观念性转化”，再到主体精神的嬗变轨迹，体现了人类哲学思维方式变革的内在逻辑和必然趋势，同时也昭示出主体自身永恒的矛盾和“纠结”。现实世界的真正存在不是实体、物质和生命体，而是人的愿望、观念在其中的实现和落实；将两者连接起来的是人的实践活动。哲学思维总是在从观念与实体、精神与物质、主体与实践、内在与外化的关联中观照和思考世界，在矛盾总体的结构和运动中把握现实；作为“哲人”，不仅要关注抽象的、纯粹的精神，更要关注和追求精神在现实中的发展。马克思思想起源期的上述思考，奠定了他以后思想变革的方向、价值和基本架构，两者之间不是“断裂”和否定，而是传承和超越的关系。

　　在《伊壁鸠鲁哲学》中，马克思还通过比较分析在幸福问题上伊壁鸠鲁式的重视形而下层面的“身体健康，内心宁静”和普卢塔克式的关注形而上层面的“精神自由，神性境界”各自的必要性和局限性，强调必须坚持主体与对象、个体与普遍、肉体与灵魂、物质与精神、现实与超现实、日常意识与哲学意识等方面的对立统一，坚持理论逻辑与现实生活的一致，否则就会造成极端和错位。回过头来反思目前社会上关于“什么是幸福”“以什么标准衡量幸福”的讨论中出现的众声喧哗而莫衷一是的情形，马克思提出的“从哲学上进行思考，而且要十分彻底”的教诲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为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文本研究学派”的重要代表之一，在聂锦芳看来，文本研究之所以在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兴起，有两方面的缘由：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重新理解和阐释的内在要求，二是顺应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式转换的趋势。

　　文本研究是否有意回避现实问题因而体现不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聂锦芳认为，“我们从来没有回避那个时代的‘现实问题’。由于我们选择的研究对象是马克思在19世纪写作的文本，特别是在具体研究中为了尽可能客观地再现和把握马克思思想的原始状况及整体面貌，我们力戒从当代（目前）发生的那些具体问题甚至事件出发，去马克思的文本中寻找解释、说明和答案。马克思的文本本身不是抽象的空论，甚至也不完全是他本人生命历程和人生体味的记录，而是他对自己所属的那个时代重大的社会问题、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的反映和剖析，更是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考和探究。”

　　至此，在聂锦芳看来，奠基于全面而系统的文本基础之上的理解，最终会呈现出一个与以往很不相同的马克思形象，形成对马克思哲学新的诠释，把其关乎理解世界的“哲学方式”的超越、新的“世界观”的阐释、社会历史的全新把握、社会认识论和“历史阐释学”的探究和鲜明的哲学归旨与思想特征等方面充分揭示出来。

　　在马克思开创的理论道路上前进　

　　《资本论》是马克思的代表作，这部著作以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为指导，透过深刻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同时也使唯物史观得到了科学的验证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但严格说来，它并不是一本业已完成了的书，而是一个庞大的手稿群。

　　马克思为《资本论》的整理、修订和扩充持续不断地努力，但始终没有完成定稿工作。这种情况该怎么解释呢？是时间太短显得过于仓促而来不及做完吗？

　　对此，聂锦芳在本套丛书中也阐述了自己的研究结论：“这其中既涉及对以往建构的理论体系及其方法、原则的再斟酌，诸如业已完成初稿的第二、三卷的内容如何编排、原来‘六册计划’是否依然有效、数学分析之类的方法如何有助于理论的科学化等；又触及原来关注不够的或者没有引起注意的经济现象的分析，诸如金融、银行业和土地制度问题；还有就是70年代之后资本世界的新变化。大量新现象的涌现，使马克思放弃了‘完成’一部成型、完整的著述的工作，而是深入到更为深刻的自我反思、材料积累、视野拓展及对相关复杂问题和现象的探究之中。”

　　恩格斯曾做出判断：“马克思一生最为重要的就是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资本论》的写作对于唯物史观来说意味着什么？列宁曾说，“唯物史观原来是假设，到了《资本论》中使它变成科学。”结合本套丛书，聂锦芳认为,资本成为塑造现代社会最重要的力量以来，一方面，社会经济现象的复杂使单纯局限于专业领域（比如经济学）的探讨和现实层面（所谓“发财致富”的路径）的操作都不能达致对其有效、准确而深刻的理解和透视，但另一方面，也使酝酿着新的思维方式和因素的哲学有了用武之地和发展契机。

　　聂锦芳认为，从1857年8月到1859年2月，马克思通过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开始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结束的一组重要文献的撰写，使其长达15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研究取得了重要收获，开始了与古典经济学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表达和建构工作。他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分析把19世纪40年代他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建立在了严密的经济分析的基础之上，借此社会主义也由人们头脑中改变现状的道德诉求、形形色色的革命主张变为有客观现实和规律支撑的科学理论和实践指南。这样说来，将上述文献组合起来命名的“1857—1858年手稿”无疑就成为处于马克思理论核心位置的重要文本。这一手稿所涉及的主要思想议题，诸如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整体思路及哲学方法、作为逻辑起点的商品及其交换运动、简单流通中的货币辩证法、资本一般及其生产总过程和形式规定性等，不但构成《资本论》后来结构的重要铺垫和前提，而且对于重新探究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思想关系、梳理其“原本批判”研究模式的转向，以及在思想史进程和当代实践图景中的独特意义，都具有不可忽略的价值。

　　只有奠基于全面而系统的文本基础之上，将版本考证、文本解读、思想阐释与现实意义重估紧密结合起来，才能走进马克思丰富而深邃的思想世界，把握其思想演变的过程和逻辑，既有利于矫正长期以来形成的误读和曲解，也有助于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飞跃，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我们必须秉持马克思自其思想起源期直到晚年的价值追求、理论宗旨和思维逻辑，结合当代社会的新态势进行理论和实践创新，才能发展出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必须在马克思开创的理论道路上前进。而这无疑是对马克思这位人类历史上影响最深远的思想家诞辰200周年最好的纪念。（中国纪检监察报记者 张思思）